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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敬脸上一时风云变色,他待朱厚照睡安稳些后，就即刻出了宫门，去了通政司。此时天光乍亮,通政使本人都不在,只有一个左参议在此。
通政司的左参议不过是五品官,萧敬却是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又被赐身着蟒袍,权势之煊赫,堪比外头的部院大臣。他开口就说要提前取走宣府李御史的奏疏,左参议如何敢不应,立即就麻溜地取出来。
萧敬坐进了轿中,就忍不住开始翻阅月池的奏疏。他先粗粗看了一遍,本以为李越被贬出京,又大病一场,再怎么样，也该写几句软话,哪怕提一句谢恩都是好的。
可让萧敬万万没想到的是，李越真能犟到这个地步,满篇都是官样文章,所谈全部都是公事。萧敬还打算拿这封奏疏去宽皇上的心,可现下看来，不把万岁再气病就是好的了。
萧敬重重把奏本一摔,埋怨道：“年少气盛，不知好歹。”
他不死心，又拣起来准备再看一回，谁知，这一回却看出了别样的意思来。按理说,不论是为升官发财，还是为与圣上赌一口气，李越在宣府都应费尽心思做几桩大事，可这奏疏中尽谈得却是宣府的底层治理，所举的事例皆是小案。萧敬按捺住不解，细细读下去，谁知越读越惊喜不已。
譬如就申家屯村的劫匪、流民扰乱治安一案，有些官吏就是抓人了事，但是李越不这么做。他写道：“世上既无生而治之的良民，也无生而乱之的暴民，治乱与否，不在百姓本身，而在治道是否得当。”
在他看来，宣府数村的不稳虽是小案，可细思背后却有大弊。萧敬看到此心中称是，他也是穷苦人家出身，否则也不至于入宫做了太监，寻常老实巴交的百姓要不是被逼得活不下去了，谁会敢来和朝廷作对。
他继续看下去，李越认为流民四起有以下几个缘由：一是鞑靼长年在春秋时节烧杀抢夺。百姓春耕不及，秋收时又两手空空。有些人辛苦一年，到最后竟然同白做没有两样，再加上地租的高昂，他们被逼无奈，只能出来流窜。二是近年灾荒连连，灾民在本地得不到救济，于是出来逃荒。三是豪强劣绅，侵占土地，淫辱妇女，有些长工忍无可忍，索性动手杀人，背上命案之后，只能外出逃亡。
并且，流民的出现意味着本地的人口流失，人口流失直接带来的就是赋税不足。地方官吏为了保证税额，竟然推行“陪纳”制度，将流民身上的赋税强行让同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