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举人就选，他又主张“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因为州县之长是地方父母之官，责任艰重，必须精力旺盛者才能承担。
他又认为，国家必须广蓄人才，到了要用时才去寻觅称职的人，那是来不及的，于是提出备才之说：“今于紧要之官，各预择其才宜于此者，每三二人置相近之地，待次为备。一旦有缺，即有其人，庶乎不乏。”
他还公开招贤，明令选司，“凡有所缺，悉揭诸门外，使众见之”，各有司可以荐举人选。
这个做法是有明确针对的，因为过去吏部推升官吏，只少数人的事，搞得十分隐秘，高拱尽反其道，说：“堂有侍郎，司有员外，疏皆列名而事不与闻，何居此，不过欲行其私耳。吾改其是。”于是他叫人抱牍至后堂，命人当众揭牍，“即冢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对于被黜官员，高拱则必亲“告以故”，黜者“无不慑服”。
当时马政、盐政被视为闲局，朝廷轻之，因而失人废事，使“善政无闻”。高拱体察下情，知马盐二政官处远方贫薄苦寒之地，自是艰辛，遂提议改本省廉谨有才者任之，并宽其交纳之额。如遇优异，则超等擢用。其官重，马、盐二政当自修举，利于国家。
高拱还制定和采取了旨在加强考察人才、选拔人才的许多制度和措施，“开王亲内转之例，复一甲读书之规，正抚按举劾之差，核京官考满之实，分进士讲律之会，定进官升授之条，议有司捕盗之格”。
这些措施都得到隆庆帝的准旨，得以实施。于是使朝廷上下、各类官员中出现了人人激奋的新气象。
依照大明旧例，内阁辅臣，“若兼领铨选，则为真宰相，犯高皇帝厉禁矣”，但高拱先以阁臣、后以首揆掌吏部事三年之久，虽犯忌有非议，但成绩斐然，利在社稷。后人只知有张居正而不知有高拱，真不知如何评价。
高拱这些措施，郭朴、张四维依例而行，但张四维之后朝廷进入申时行时代，心学派执掌了首辅大权，虽然申时行权威不足，很多时候和实学派的斗法都难以占得上风，但首辅该有的权力依然是有的。
即便吏部多数时候掌握在实学派手中，申时行依然能从大政方针掌握朝廷大势，使得实学派在任用举人为官一事上进入某种低潮期。不过，申时行囿于自身见识，对于有些看起来不甚重要，实际上却很有影响的职务却限制不多，因此实学派仍然在此期间往这些岗位上添入了不少能力出众的举人——比如前面提到过的，高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