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章奏，也全都交内阁批答、票拟。
其次，诸司奏事，关白内阁。景泰三年十二月，景帝命吏部举用方面等官，吏部“每次置二簿，钤以部印，……一封进司礼监便览，二送内阁备顾问”，打破了“诸司奏事内阁不得关白”的陈规。随着内阁制度的形成，诸司在上疏之前，对重大问题的处理一般得与内阁商议，以达成谅解。譬如正德、嘉靖之际的吏部尚书王琼就说：“内阁之权渐重，无异宰相之设。六部之权渐轻，凡事多乐受内阁风旨而后行。
再次，在外之督、抚、总兵、巡按御史直接上书内阁，请示机宜。尤其是自正德以后，督抚们纷纷以揭帖的方式上书内阁，请示军、政、财、赋之计，内阁则居中遥授方略，习以为常。故每当民变平息、边事安定，毫不例外地要封赏内阁诸臣，酬其运筹帷幄之劳。
以上三方面文书，皇帝的全部决策都不外乎通过它们做出。由于全都必经内阁票拟，所以和过去翰林学士等的“备顾问”不同，内阁的这一议政权是主动并且比较稳定的。
此外，内阁票拟对皇权还有一定的制约作用。首先，在票拟上，皇帝的批红权原则上不可超越内阁票拟而径自为之，票拟则经过批红而成为行政命令。其次，皇帝如果主动下手诏、中旨处理政事，按例也必须送内阁“商确可否”，“圣意所予夺，亦必下内阁议而后行”。内阁如不同意，理论上可将手诏、中旨“封还”、“执奏”，也就是拒绝拟旨。
大学士徐溥曾疏言：“即位以来，未尝有内降。幸门一开，末流安底。臣等不敢奉诏。”嘉靖初年，大学士杨廷和“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
再次，阁臣密揭，表明内阁的观点与立场，皇帝不得不重视。密揭是内阁进言奏事的方式之一，“中外大小臣工上封事，外有通政司，内则有会极门，俱有号簿，惟内阁独得进密揭。……外廷千言，不如禁密片语”。
内阁通过票拟、驳正，既可以为皇帝出谋划策，处理全国政务，解除皇帝的沉重负担；又与拥有执行权的六部相互配合、制衡，提高统治质量与效率。这就是内阁有“宰相化”的发展趋势和内阁大学士被视为“宰相”的主要原因。
当然，皇帝如果完全不顾及脸面，还是可以绕开内阁，譬如嘉靖在大礼议时代就老做这种事，但是相应的，就有了海瑞那样的文官，敢骂皇帝说“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内外臣工之所知也”，于是嘉靖这个极有手腕的皇帝在后世成了昏君的代表。
隆庆当然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