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韩易，徐忆如和赵宥真也听得极为认真。
两个女孩各自有一个，想要把价值观与世界观糅合成“梦想”的形状，包装成礼物强迫她们接受的家庭。
面对同样的情况，拉里-埃里森做出的抉择，让两人都很是好奇。
“我从大学辍学时才21岁；把我所有的东西——牛仔裤、t恤、皮夹克、吉他——装进我的车里然后从芝加哥开车一路来到加州伯克利。
我的南加州大学梦想，完成了一小部分加州这部分。
1960年代的伯克利是一切的中心。反战运动、言论自由运动、人权运动。对于一个散漫、自私的2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开始寻找人生意义的地方。为他自己、一个正义的事业和一份他热爱的工作。
1960年代生活在伯克利的每个人都反对越南战争；我也不例外。那是一个属于水瓶座的时代，但我从来没有留过长发，也没有戴过情爱珠。我学会了用吉他弹奏流行的抗议歌曲，但我从来都不是一个认真、坚定的反战抗议者。
然而，我确实找到了一个使命我今天仍然热衷于此。
伯克利以东开车几个小时便是内华达山脉。我爱上了那些山脉，爱上了优胜美地山谷无与伦比的自然美景。
我关心荒野，我想帮助保护它。我加入了塞拉俱乐部，成为了一名环保主义者。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春季和夏季，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高山和优胜美地山谷度过，担任河流向导和攀岩教练。我喜欢那些工作但不幸的是，它们的薪水不高。”
拉里-埃里森青年时期看起来任性，但现在回首却多少有些命中注定之感的自然保护者工作，让小如和宥真的嘴角都勾起了一抹含义各异的笑容。
年轻人，总会做一些冲动的、鲁莽的、让人提心吊胆的、双脚飘在半空中的抉择。
而这又有什么不好的呢？
哪怕想要成为资产千亿的富豪，也不需要从一开始，就向生活做出妥协。
“所以我还在伯克利找到了一份每周工作几天的计算机程序员的工作。
我在大学里学会了编程。我不喜欢编程，但它很有趣而且我很擅长。计算机编程给了我与解决数学问题和下棋一样的满足感在我成为一个迷茫的青年之前，我非常喜欢这两件事。
在我生命中的这个阶段，我认为我在自我发现的旅程中取得了真正的进步。我找到了一个事业，我有几份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