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赶上1979年最后一次非应届毕业生考大学的机会，理所应当也能过得满好。
可惜想象终归只是想象。
作为一个对这个时代缺乏足够了解的人。
宁卫民根本无法准确的衡量这个陌生的年代到底存在着多么大的限制。
在所难免的犯了乐观主义错误。
是的，狂热年代里，那些被赋予浓重政治色彩的地名和标志。
开始纷纷改回以前的老地名，老字号。
“反帝路”恢复为“东交民巷”，“反修路”改回“西交民巷”。
“东风市场”改回“东安市场”，“京城烤鸭店”率先恢复了“聚德全”的匾。
与此同时，遍布街头的标语牌、语录墙、和大字报也都迅速消失了。
年轻人甚至穿起了时髦的喇叭裤，姑娘们把头发烫成卷发。
这些都是生活即将发生积极改变的明显信号。
但话说回来，这也只是表面性的变化而已。
真正的内在改变，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需要一个非常缓慢艰难的过程。
实际上由于改革刚刚开始，此时社会的生态环境，还在遵从着计划经济体系的规则。
现实并没有给宁卫民提供什么大展拳脚，谱写个人传奇的空间。
旧有势力和观念还在人们的心里根深蒂固。
首先说做买卖吧，这个年头就没有合法的个体户。
做小买卖的人有是有，甚至都有人胆大包天，推着小车跑到天安门广场上，明目张胆卖卞萝卜去。
可有一样，千万别碰上“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
否则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东西会被充公、没收、罚款。
倒腾粮票、工业券、侨汇券的事儿，当然也有人在干。
可那罪名也更重，倒卖票证涉及国家经济根本，已经算刑事犯罪的范畴了。
真被逮着，就不是号子里待几天的事儿了，至少也得两年起步。
想吃医院、火车站，当黄牛党同样没戏。
这年头，票证制度严格执行，限制了外来流动人口。
京城的医院仍然是为本地人服务的，到不了挂不着号的地步。
医院看病是三联单制度，也没人愿意花钱买专家号儿。
出差的旅客呢，又几乎都是公派，必须用介绍信买火车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