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得失，再以内阁的名义进行汇总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时要预先谋划明年的政策，进行国策调整。
科举取士就是第一大国策转变；之后是户部财政的政策，内阁等人没有提出仍然建议，在他们看来有所作为的只有让内务局和国库分开这一点了，但没人提出来，军费消耗的账目只有通过开源节流等治标不治本的法子来意思一下，新钱法仍然实行保守政策，因为此时没有真正的经济学家，户部那些人才制定“青钱”的计划只有以国库实际储存的硬通货和纺织物等实物为凭据，保守印钱避免经济动荡，薛崇训捣鼓出的纸币和银票差不多，没有充分发挥纸币的作用；
来年的兵事作出了改变，因为营州之战和薛崇训个人在决策上的表现，再去反对东北用兵的事已经没有意义，内阁只有在咨文中调整国策，提高东北防务的投入(在此之前的唐朝在高句丽灭国之后重心一直在西移，精兵也大部分在西北，这基本是国策基调)；对吐蕃的策略依然是利用北方末氏拖住逻些城，内臣们建议除了援助军备，应设法向末氏地区增兵，只要在吐蕃北部一地布武，就能改变西南、西域、河陇几个地方都被牵制的被动局面；
北方草原自从突厥战败，漠南被长安实际控制之后，突厥国从敌国变成了牵制回纥各部统一的势力，长安朝廷正在改善与它的关系。虽然回纥自唐朝起就一直和中原关系良好，从未有过敌意，但内阁阁臣认为那些部落活动区域辽阔人口众多，应该警惕。
这套军事策略充满了原来晋王府幕府的影子，与前唐朝廷的政策完全相左，连回纥也被列入防范。朝野很多人肯定是不赞同的，但是这种中枢的密文大部分人无从知晓，南衙能参与的人最多十个。内阁的成员大部分是以前晋王幕府的人，一直就是这样的思路；政事堂专相张说也多年受薛崇训的影响，早已接受了这套观点。所以偌大的帝国政策方向实际掌握在十来个人手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