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中，高乾及其背后的河北汉人武装是有着一定左右时局发展能力的，而高乾很明显是打算借由这种能量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源。
但是河北汉人武装内部组织松散，远不如高欢麾下的北镇集团拥有生存和政治进步双重需求那样富有凝聚力。
像同为河北汉人武装代表的封隆之、李元忠等，在这一时期便几乎没有和高乾在政治上声援互动的行为。
高乾所希望的政治处境，无疑是在孝武帝和高欢这对君臣之间左右逢源，乃至于成为第三方左右时局走向的势力。
但高乾的悲剧在于，他并不是时局中的唯一选择。
对孝武帝而言，在内有斛斯椿、王思政等胡汉大臣的辅佐，在外有贺拔岳兄弟可为制衡。
而高欢的立场则就更清晰，他始终明确自己赖以做大的根本力量就是其麾下的北镇力量，由其韩陵之战前对高敖曹部曲战斗力的质疑便可见一斑。
高乾的死，对孝武帝而言是恼羞成怒、放弃并惩罚一个不肯依附他的河北豪强，对高欢而言则是提前剪灭一个潜在的对手和隐患。
高乾死后，其兄弟高敖曹等纷纷投奔高欢，似乎可以证明高欢并无加害高乾之心。
但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高氏兄弟已经不是早年横行乡里、意气用事的乡里侠少，他们需要保全自身的政治地位和乡土势力。
高乾是由孝武帝下令诛杀，而且孝武帝所任用的斛斯椿等乃是尔朱氏余孽，渤海高氏起义河北的一大政治意图就是反对尔朱荣势力。
政治上既不同步，彼此又存在血仇。高敖曹等此时投奔高欢，既是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决定，也是他们当时唯一的选择。
毕竟高欢当时已经彻底消灭尔朱兆，并以晋阳为其霸府、确立了并肆之地为其大本营的路线，与河北豪强之间并不存在针锋相对的乡土资源竞争矛盾。
公元534年，高欢自晋阳起兵南下，所奉持的名义也是诛杀斛斯椿等尔朱氏余孽，这与河北豪强的政治诉求是相同的。
高乾死后，其弟高敖曹在公元538年的河桥之战中战死。自此以后，东魏方面便鲜有汉人担任方面大将。
高敖曹的死，当然不可以直接归咎于高欢，但其实仔细分析之下，高敖曹应该是死于东西两大北镇武人集团的联合绞杀。
高敖曹的军事能力不必多言，尽管高欢坐拥六镇大部分的军事武装、且麾下多有北镇将领，但在东西魏对峙的前期，高敖